在相关政策方面， Marie-Laurence Flahaux（2017）对塞内加尔移民回流现象的研究发现，如果再 次进入接纳国的可能性很小的话，这些移民就不太可能回归塞内加尔。如 Flahaux 的工作所指出，并 被 Mathias Czaika 和 Hein de Haas（2017）对全球移民和签证数据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，对移民的限 制往往会减弱移民循环，使移民更有可能选择在接纳国长期居留，即收紧边境管制的政治决定会带 来“变移民循环为长期居留”的意外的政策后果。      

      IMR 的其他文章涉及关于同化现象的跨学科讨论，考察了婚姻和语言模式等（同化程度的）衡 量标准，以及其他不常见的衡量方式，例如关于体型的规范（Altman ，Van Hook 和 Gonzalez ， 2017）。Mieke Maliepaard 和 Richard Alba 在 2016 年发表的关于荷兰穆斯林父母所生子女的文化融合 的文章考察了该群体的性别规范，认为“被荷兰规范所同化，或维持‘传统’性别观点”的二分解释 过于简单，以至于无法理解这一群体复杂且有时可能自相矛盾的性别意识形态；该文章也突出了对种 族社群内部动态予以分解的必要性。Ayumi Takenaka 和其合作者（2016）在对日本的外来移民经济 流动性的研究中将这些观点更推进一步。他们注意到，对于同化的标准解释无法完全解释在日本移民 的经济成功或失败，这证明了移民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地理基础。

      IMR 发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人际联系。Benjamin Schulz 和 Lars Leszczensky 发表于 2016 年的，聚焦于德国的本土出生青年与移民青年间友谊的动态的文章发现，对本文研究的不同移民族裔 背景（包括南斯拉夫裔、南欧裔、土耳其裔、波兰裔）而言，其产生的“对德国的国家认同”与 “本地朋友的比例”的关系也有所不同；这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，有必要对移民中的群体差异进行批 判性的审视。Judith Koops 和其合作者（2017）对前述模式进行了调整，不仅研究了少数族裔与主体 民族之间的接触，也研究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接触，发现这两种接触动态之间存在不同的模式，并 主张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关注少数族裔之间的相互作用。      

      尽管 IMR 许多文章聚焦于国家层面，但其他文章则强烈主张关注地方层面的动态。Andrew Felenon（2017）的文章分析了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健康状况，记录了墨西哥移民在其新目的地的 生存优势，并对关于移民飞地对（移民）健康的保护性影响的通行说法提出了质疑。Amrit a Pande（2018）采用更加精细的研究路径以开展对黎巴嫩的移民家政工人的研究，该研究主张关注这 些移民工人的日常生活“私密”空间；移民工人运用这些空间以抵抗关于家政劳工及其生活现实的主 流印象，或使之复杂化。

      IMR 的多篇文章探讨了公民身份等基本概念，考察了居住集中度与移民入籍率之间的联系 （Abascal ，2017 或提供移民研究领域对公民身份研究的综合概述（Bloemraad 和 Sheares ，2017）。其他作品则着重于围绕国际移民的公众话语中的流行概念（诸如“危机”等），在强调这些用语的政 治作用的同时也指出，对于那些自身经历了缓慢显露的“危机”的移民而言，他们可能感觉（公众话 语中）所谓的“危机”很平常（Bylander ，2018）。      

      展望未来，我们希望 IMR 继续致力于严谨而具有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。我们的目标很清晰，努 力使IMR的研究内容覆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，同时也会关注一些新兴主题（例如被迫移民、和气候相 关的移民、新媒体对移民体验的影响，以及将数据科学融入移民研究）。尽管作为IMR 核心的详细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依然需要高度重视，但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议程设置类的文章，例如 Tomas Jimenez 和其合作者（2018）近期关于同化研究“下一章” 的讨论。实证调查与理论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，以及 验证理论与提出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跨学科参与（研究）的核心，而我们希望这会在下一份报 告发布前塑造IMR 的发展轨迹。